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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试论东方军入闽行动的方向、时机和效果问题  
  • 2013-12-25 来源: 作者: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研究员 王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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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对中央苏区的发展特别是对福建中央苏区范围的拓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从整个中央苏区创建和发展的视角,从全局的高度对此次行动的几个问题作一个综合考察,希望能对深化东方军的研究有所裨益,请同仁们批评指正。

       

    1. 东方军入闽行动的方向选择

       

      一般来说,对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考察其行动方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考察东方军入闽作战行动也是如此,而且这种考察还不能单纯地考察此次行动中红军的作战方向,要将它的作战方向与中央苏区的战略发展方向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样才有益于对这次作战行动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本人以为,中央苏区的战略发展方向,经历了最初的向四周扩展,然后以向北为主,再以向东(东北)为主的变化过程。但这种发展方向也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如各地党组织力量、群众基础、地理环境、外部因素等。随着中央苏区范围的基本确定和成形,反“围剿”形势的发展,对苏区发展方向更为明确,那就是东方(东北)。

      当然对这个方向的重要性也有个认识过程。在1931年中央苏区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期间,毛泽东曾布置红军向建宁、黎川、宁化发展。他认为红军“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1]。而不应“去南丰以北”开展工作,因为“事实上既不许,整个策略亦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2]。因此毛泽东率领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取得最后一仗—建宁战斗的胜利后,就布置红军在这一带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开辟了建(宁)黎(川)泰(宁)新苏区。但“左”倾中央坚持“城市中心论”,一直要求向北发展,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夺取南昌、长沙,“会攻武汉”,“饮马长江”,以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如攻打长沙、赣州等,结果使红军遭受极大损失,实践证明这种指导思想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战略方向是错误的。

      这些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中央苏区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的“剿共”大本营就设在南昌。而东方战线的重要地位和优越条件进一步显现。首先这个方向国民党力量较为薄弱,主要是刘和鼎的五十六师和周志群的独立四旅,战斗力不强;其次不容易与地方实力派产生冲突和摩擦,不会影响统一战线,有利于利用敌对阵营内部的矛盾,将主要力量集中于打击蒋介石。如果向南方发展,则会引起陈济棠为保守地盘而拼死抵抗,甚至更加倒向蒋介石。毛泽东曾指出:红军向粤赣边发展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3];再次是地理条件有利,山高林密,没有河川阻隔,有纵深活动余地;还有是物产比较丰富,有款可筹;群众很多,可以扩大红军;最后是能够与赣东北和闽东苏区连成一片,有利于扩大根据地。赣东北(包括闽北)苏区是全国六大块苏区之一,如果将它与中央苏区巩固地连成一片,再依托这一地区向皖南和浙西发展,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在战略上将产生重大的威慑力,对于打乱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等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在这区域作长期工作计划”。[4]

      鉴于此,早在江口会议上,毛泽东就不同意中央局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的主张,认定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而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和闽北苏区发展,使闽浙赣边区成为一个大块的根据地,然后向浙西皖南发展,造成巩固的阵地。但“左”倾领导者不仅没有接受正确建议,而且批评说这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仍坚持“以赣江为中心,向北发展” [5]的方针。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又批评毛泽东等对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等。但毛泽东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认为中央苏区红军应该北上向赣东北和闽西北发展,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发展新苏区,而且鲜明地指出红军在过去7个月的行动总体来说都是错误的。[6]同时提出了正确的意见。10月开始,红一方面军发起建(宁)黎(川)泰(宁)和金溪、资溪战役,前后历时3个月,先后占领7座县城,恢复发展大片苏区,从而打通了中央苏区和闽北、赣东北苏区的联系,拓展了苏区范围,为反“围剿”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在福建、江西边界成立闽赣省,这是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是连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纽带和通道。苏区中央局在指示中称:“这个区域是中央苏区的战略锁匙,是永远不能放弃的”。[7]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特别是开头两次战斗没有打好后,中央也不得不重视东方,提出组建东方军的主张,令东方军入闽作战,然后北上攻打抚河以东之敌;而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进行牵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联合会攻抚州和南昌。1933年7月后,东方军在彭德怀率领下,先后两次向东方的福建进军。东方军的入闽作战就是适应中央苏区战略发展方向,以利于拓展苏区的这样一次军事行动,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向东(东北)的方向与中央苏区发展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大体上也是正确的。

       

    1. 东方军入闽行动的时机把握

       

      我们说东方军入闽行动的方向是基本正确的,但还必须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如在时机的把握上就很值得斟酌。我们认为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时机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对此进行一个考察,时机主要包括背景、动机、任务、时段等等。

      东方军入闽作战正处于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更大规模军事“围剿”期间。为此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组织和指挥第五次“围剿”,制定了“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同时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和党政人员训练所,训练大批军官和党政人员。共调集百万军队,其中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并作出具体部署。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央红军应该未雨绸缪,抓紧时间进行战后休整,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但“左”倾中央却仍实行“积极进攻”路线,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苏区中央局命令红军乘胜向西北方向发展,主动寻机歼敌。结果强攻乐安和进行的新淦、永丰及宜黄战役均未能实现意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局又根据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制定作战计划,提出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在闽赣两个方向上作战,规定东方军先到闽西打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之敌。最后再北上与留在抚河、赣江间的中央军会攻抚州和南昌。本来在一个方向上都未能取胜,现在反而要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设想虽然好,但实在是一厢情愿,依靠红军的弱小力量是难以达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言:“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实际的。”[8]东方军入闽作战行动就是这个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在面临反“围剿”大战前夕,这样劳师远攻,不仅会造成红军指战员的疲劳和伤亡,而且即使能取得小胜利,但也解决不了战略上的问题,反而失去做好反“围剿”充分准备的宝贵时间。

      从具体的作战时机选择上看,也不是一个好的节点。前面提到,毛泽东曾多次对东方战线提出肯定意见,认为东方(东北)是好区域,红军应该往东方发展。确实当时福建当地军阀的势力是既分散又弱小,根本形不成战斗力。加上地域辽阔,有发展余地,物产丰富,有款可筹,可以解决红军的后勤给养等问题。因此应该早作图谋,将主要力量放在东方,进行长远宏大的经略,将红军分兵发动群众,使中央根据地巩固地向外拓展,这样可以开创中央苏区的新局面。但中央局积极推行“城市中心论”,总是要红军攻打大城市,把红军的行动方向限定在北边,要求攻打长沙、南昌等,而对东方则完全忽略。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往闽南发展,攻打漳州的行动也被限定为临时权宜之计,而且在宁都会议上受到“左”倾执行者的指责和批评,所以使得红军根本无法开展更多工作,从而影响和错失了根据地得到更大发展的良机。

      而东方军入闽行动时,福建的形势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正是漳州战役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布防,从而影响了福建军事力量格局和政局变化。十九路军的战斗力和装备都是原来福建地方小军阀难以相比的,总共有3个主力师,约3万余人,装备比较精良,善于山地作战,比较顽强,纪律严明,后来为了抗日反蒋使部队有较大扩编。当局还对地方势力进行了整肃,统一了领导,将部队调防到与苏区接壤的前沿,如龙岩、永安、南平一线。这样一来,东方军的作战对象变成十九路军,行动就受到很大制约,增加了很大难度。特别是在十九路军准备联合红军实行抗日反蒋,发动“福建事变”之际,就更使攻击对象变成应该联合甚至支持的对象,所以进行大规模的武力相向就更是不合时宜了。此时应该对行动方向和作战对象进行一些调整,不宜再向闽南、闽西,而可以向闽西北和赣东北方向发展。正如在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危急关头,彭德怀等人所提出: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赣南闽西之敌军回援江浙,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9]但这些正确意见都没有被接受,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值得指出的是,根据苏区中央局转发的《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东方军行动的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于6月中旬消灭卢兴邦的新二师、张炎的四十九师及十九路军一部,然后北上;第二阶段以将乐为总攻方向,消灭刘和鼎和周志群部,8月初进攻邵武,与此同时与北线红军一部配合,牵制和消灭抚河两岸之敌;第三阶段集中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在抚河两岸从抚州地域向南昌进攻,以达到战略计划的最终目标。按照此计划,也就是在国民党军队发动两次“围剿”之间,是有可能进行开辟新苏区,打好群众基础,做好反“围剿”准备的。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行动迟缓,战斗进程未能按预先计划完成,从而贻误时机,迟迟不能结束东方行动,影响了北上与中央军会合,进行反“围剿”的准备。但从东方军行动结束返回江西后与其他红军部队配合进行的作战来看,即使早些会合也并非一定能取得大的战果,关键在于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方针,所以不能把反“围剿”的失利完全归因于东方军的行动。

       

    1. 东方军入闽行动的效果评价

       

      东方军入闽作战行动,恢复并扩大了中央苏区的版图,促成国民党十九路军加紧与苏区和红军的联络与合作,对福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这些进行论述的文章已有不少,在此不再具体展开,仅对主要问题作个简要探讨。

      一是在方向选择上,应该作出调整。我们说东方军行动方向与苏区战略发展方向基本一致,是大体正确,但还有一些问题必须考虑到。自从十九路军入闽后,福建的军事力量发生了不利于红军的变化,加上其采取了多项政策如计口授田等来消弱苏区的影响,使红军的行动受到很大掣肘。这时候应该根据情况变化而将发展方向转向东北,但“左”倾领导者没有及时调整,仍命令东方军对十九路军作战,拒不接受朱德、周恩来建议的“东方军以活动于建泰将乐邵光地区为合宜”[10],甚至批评周、朱计划“仅侧重闽赣、闽浙赣方向,而对东南、西南战线将来无重大影响。”[11]这是典型的主次不分,结果劳而无功。

      二是在方向基本确定后,就要真正下大力经略。东方军虽然进行了英勇奋战,也赤化了大片新区,但因为没有采取长远经营方针,群众工作没跟上,使苏区像猴子摘包谷,边摘边丢,东方军虽然攻占七八个县,最后却一个也没能巩固下来。如果能够坚定不移地向东(东北)方发展,把主要力量放在这里苦心经略,那结果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如朱德就认为:毛泽东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红军发展可能更多,苏区也会更扩大。

      虽然中央局也提出第二阶段“主要的注意力是在东北方”,但却没有把主要力量摆在这些重要区域进行经略,而是分散兵力,只靠东方军的力量,既要完成军事任务,又要完成其他任务是不够的,虽然开展了一些群众工作,但相对来说是很不够的,这也影响了根据地的巩固。这期间,红军的三大任务已经被消减为只有一项任务,就是打仗,纯粹是完成军事行动。如苏区中央局就认为红军主要的是担当战争的任务,做群众工作尤其是筹款,不能妨碍他的作战和作战的准备与训练工作,过去将这三种工作平列为红军的三大任务是错误的,要有个彻底的转变。[12]提出:“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地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13]正因此就对红军开展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建党和地方武装建设就比较忽视,这样就不能使苏区得到波浪式地巩固地发展,最后地方只有依赖红军,红军一走,地方无法坚持,这种教训是很深刻的。

      三是集中兵力是红军作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则。对于分兵问题,历来是兵家的大忌,要慎之又慎。周恩来在1930年起草指示信时就强调:不能机械的说不可分兵,但“凡是有可能以集中的兵力击破敌人的一方,以巩固自己的阵势时,我们不宜分兵;凡是有可能以集中的兵力,联系在一起面巩固的向前发展时—即是有根据地的向前发展,我们亦不宜分兵。”[14]毛泽东对此更是有切身体会,并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15]应该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钳制力量。这样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但由于军事战略的错误,采用“分离作战”方针,“两个拳头打人”,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胜,结果是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一个拳头却被置于无用之地,结果不但使预期一次次落空,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反而失去了准备反“围剿”的时间。面对即将到来的国民党军队更大规模的“围剿”,本来应该像毛泽东所总结的,要进行“积极防御”,也就是做好反“围剿”的准备。这里特别要注重准备退却问题,就是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红军的注意力主要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16]而且要坚决地实行战略退却。但“左”倾中央不仅不退却,反而一味讲进攻,而且打击对象又搞错。苏区中央局1933年8月10日在转发共产国际指示时,要求东方军在8月份扩大红军两万人,集结那里的力量和游击队,以便反对广东军阀和十九路军,并给来犯苏区之敌以勇猛的打击。这时候还把打击对象指定为广东军阀和十九路军,是极不妥当的。这样对需要联合的力量进行进攻和打击,不仅使红军弄得很疲惫,而且对主要敌人未能打击,却让其轻易地进行了充足准备,当敌人开始大规模“围剿”时就使自己陷入被动应付的局面,给反“围剿”造成很大困难。其实如果能够放弃处处设防的做法,而把中央军和东方军集中起来向闽北和赣东北发展,拓展新苏区,为反“围剿”作准备,这或许能够开创一片新天地。

      四是应该给予前线指挥员机动便宜之权。在东方军的入闽行动中,中央局干涉过多,也造成东方军在军事行动上困扰。如在第一阶段,一直命令东方军要攻打清流县城,又要求南下攻打连城等。第二阶段要转向闽北时,又指定路线。彭德怀、滕代远不得不在电报中提出:东方军经顺昌、将乐一带挺进闽北,存在着渡水困难、缺少器材、给养不便等诸多问题,建立改变北上路线,取道宁化、集结建宁,这样有三个优点:行动秘密;攻击邵武、光泽、将乐由我选择;乘进攻黎川的国民党军两师立足不稳消灭一两个师。[17]甚至连大炮或机枪摆放的位置都要定好。这样电报往来,贻误战机,而且过多的干涉,使前线指挥员无所适从,难以决断,因而影响了军事行动的效果。

      有的专家认为,从军事战略上看,东方军入闽作战的时机和方向都是错误的,东方军入闽作战从总体上看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18]这种结论未免有失公允,值得商榷。本人以为,不能因为此次行动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就否定整个军事行动,就像不能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利就否定这期间所有的军事行动和做法一样道理。东方军除了军事行动外,也开展了其他工作,如群众工作,帮助成立地方武装等,但都存在不足和不够的地方,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

      虽然东方军入闽行动存在各种不足,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其作用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特别是对中央苏区的拓展和巩固方面,特别是广大指战员们发扬的不怕牺牲、不惧困难的英勇奋斗精神。新苏区未能完全巩固,还有效果未能达到,这也不完全是东方军本身的问题,也有时间太匆促的原因。而且相对东方军入闽前红军进行的三次战役和东方军第一次入闽返回江西境内进行的几次战斗结果来看,东方军在福建境内的行动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是广大指战员在克服各种困难条件,抵制“左”的错误干涉的情况下取得的,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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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35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35页。

      [5]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训令》,1932年3月17日。

      [6] 参见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3页。

      [7] 《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目前作战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年3月4日。闽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领导小组编:《闽赣省党史资料》,1986年9月。

      [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0页。

      [9]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36页。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5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48页。

      [12]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62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239页。

      [14]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90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25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1页。

      [17] 《三军团关于行动部署之请示报告》,1933年8月11日。

      [18] 见宫力:《关于东方军历史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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