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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确对待革命回忆录中的史料问题
  • ——刘忠中将回忆录和张文碧少将回忆录为例
  • 2019-12-30 来源: 作者:陈忠奋
  • 红色文化与党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史料,革命回忆录是这一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其中涉及的史实部分,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但回忆录毕竟不属第一手史料,而是第二手资料,一些内容未查核清楚,仅依靠回忆者数十年以后的回忆,有可能回忆出错。正如所有回忆录的作者都会在回忆录中说明:回忆录中有可能有不妥或不准确之处,并请知情人补正。这不是怀疑回忆者的人品问题,而是回忆者记忆出错,可能把人物、时间、事件记错了。因此,不能把个别回忆录中所涉及的所有内容都当作历史本真来对待,还需要用第一手史料和其他史料来审视校核。

    现以刘忠中将回忆录和张文碧少将回忆录建宁的史实为例,对这一问题加以说明。

    一、刘忠回忆录涉及建宁的三个史实商榷考辨

    近期阅读了由张安庆、毕晓燕任责任编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西书屋2017年1月第2次印刷出版的《从闽西到京西——刘忠将军回忆录》。刘忠回忆录涉及建宁的有两处三个问题,即第二章第五节《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中的参加第二次反“围剿”建宁战斗及建宁战斗后到泰宁扩大苏区;第二章第七节《模范红五团》中的参加第五次反“围剿”建宁猪麻寨(笔者注:即建宁驻马寨)战斗。关于参加第二次反“围剿”建宁战斗及到泰宁扩大苏区的回忆与历史不符,当属回忆出现差错;参加第五次反“围剿”建宁驻马寨战斗,则是时间不准确,考辨如下:

    刘忠回忆录第41页第2段记述:“……(第二次反“围剿”)我军已进占广昌城。这时师部又来了命令,部队继续向福建建宁前进,打国民党福建军阀刘和鼎师。我们又走了几天,在建宁打第五仗。刘和鼎师在建宁稍抵抗了一下,即退出建宁城,向顺昌、南平方向逃窜了。仅歼灭敌一小部,我军就占领了建宁城。我团奉命进到泰宁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扩大苏区工作。至此,即将敌人向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彻底粉碎了。”回忆录第42页倒数第1段接着说:“……我团在建宁战斗结束后,立即进到泰宁地区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工作,没有好好休整。于1931年6月下旬,师部命令我团随主力即日起程,从福建开回江西苏区赣南地区,准备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

    当时刘忠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第36团政委,团长为姜振海。这一回忆存在以下2个问题:

       (一)红四军并未参加建宁战斗

    1931年5月22日第二次反“围剿”第三仗即中村战斗后,红军进到南团,因中共苏区中央局留驻龙冈,在前线另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前线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此后,在总前委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日夜兼程,向东急进。26日,总前委在广昌的苦竹街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乘敌第五师的4个团尚未撤离广昌之际,攻歼该敌:以红四军为左翼、红十二军为右翼攻击广昌城,红三军团为攻城总预备队。27日,红军攻克广昌城。(1992年9月国防大学出版社精装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第146页)

    5月28日,总前委在广昌城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即刻启程向东前进攻打建宁守敌刘和鼎师(第五十六师),红四军以第十师北上南丰协同第三军切断南丰与建宁之敌的联系,红四军主力在广昌休整,占领建宁后,红四军、十二军和红三军团分散在建宁、泰宁、黎川筹款和扩大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第147页,1994年10月建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建宁革命史》第20页)

    5月29日,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总司令部和红十二军先后越过广昌与建宁交界的船顶隘进入建宁,到达建宁里心宿营。30日,红三军团由里心攻占建宁城北15华里的枧头村,并在枧头设立前线指挥所。

    30日晚,总前委在里心召开第四次会议,研究部署了攻打建宁城的具体方案:以红三军团为攻城部队,并准备300斤硝药,必要时挖地洞用炸药炸城墙攻城;十二军为预备队;方面军总部随红三军团后面向建宁前进。(《建宁革命史》第21页)

    31日凌晨,红三军团左翼从建宁城北、三军团右翼从建宁城西、红十二军从建宁城南向建宁城发起总攻。下午3时,红三军团第四师在建宁城下游溪口塔下渡过濉溪河绕到建宁城东封锁县城通向泰宁方向的通道万安桥,将敌围在城内。至6时结束建宁城战斗,共歼敌3个多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当晚,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进驻建宁城北溪口天主教堂。(《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第147-148页,《建宁革命史》第21-23页)

    因此,无论从5月28日、30日的总前委第三、第四次会议的决定看,还是从部队的实际行动看,参加建宁战斗的部队均为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而红四军并未参加建宁城战斗,红四军主力留在广昌休整,所属第十师则北出南丰,协同红三军切断南丰与建宁之敌的联系,支援了红军攻打建宁。另外,建宁战斗歼敌3个多团,俘敌3000多人,绝非《回忆录》中所说的“仅歼灭敌一小部”。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红四军第十二师并未参加第二次反“围剿”建宁战斗。笔者认为,刘忠关于建宁战斗的回忆,可能是刘忠将军将1932年10月建黎泰战役红一军团攻克建宁城的战斗与第二次反“围剿”建宁城战斗记混了。刘忠在回忆录中未记述建黎泰战役建宁城战斗。但建黎泰战役中,战役中央纵队红一军团攻克建宁城时,的确只歼敌一小部——即刘和鼎师周志群新编第四旅胡廷扬第二团一部,当时参加攻打建宁的红一军团部队包括第三军和第四军(《建宁革命史》第41页)。

    (二)红十二师并未到泰宁工作扩大苏区

    5月31日第二次反“围剿”建宁城战斗结束当晚9时,总前委在建宁城西门外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召开第五次会议,在研究部队下步行动时,决定:6月1日、2日部队在建宁休整两天,6月3日红三军团以第六师推进到泰宁工作筹款,其余进黎川;十二军在建宁桂阳之线筹款工作。如敌退出南丰,则红一军团在黎川到南城河以东地区,其中第四军在南城至黎川河和南城至南丰河之间(南丰城在内),第三军在南城至南丰河以西地区筹款;红十二军在建宁至泰宁之线。(《建宁革命史》第24页)

    6月2日晚9时,总前委在驻地溪口天主教堂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认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的第一期工作,“仍按以前的意见向北筹款,发动群众,扩大苏区,争取南丰、南城、宜黄等县城,是这一期工作的目标”。会议在这一总目标的前提下,分析了在敌之三种情况下各部队相应的行动计划:

    ——如敌退出南丰,红三军团应全部进黎川,威逼南城;红四军进占南丰城;红三军进向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仍在泰宁、建宁。

    ——如敌守南丰、南城、抚州以至宜黄,红三军团应留一师于泰宁,在黎川、泰宁之间布一个团,在泰宁、建宁之间布一个团,其余在城内。红三军团不要横村,只要泰宁、黎川,以一师进黎川、硝石间架桥,向硝石游击,一师位于黎川城,一师在湖坊,一师仍在泰宁,总指挥应在黎川城。

    ——如敌守南丰、南城不进,红三军团应向右靠,向光泽、邵武、泰宁。红十二军直属队位于建宁城西北,红三十四师在建宁西乡,红三十六师位于建宁东乡。红四军在南丰、黎川、建宁间,对敌进以不打为原则、向右靠(集中后再打)。红三军在敌未退时布置于南丰——白舍、南丰——东陂之直角内专牵制朱(绍良)、孙(连仲)两师,并在此地区内工作筹款。(《建宁革命史》第27页)

    6月3日,方面军总部移驻南丰康都镇,红三军团分兵从建宁向泰宁、黎川进军。红三军团第六师在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率领下从建宁东出分两路进攻泰宁,军团主力由建宁北出攻打黎川,分别于4日、6日攻占泰宁城和黎川城。(《建宁革命史》第29页)第六师攻克泰宁后,又乘势进占了将乐大部和邵武、光泽的部分区域,在泰宁、将乐和邵武、光泽地域帮助建立了泰宁县和将乐县2个县革命委员会和区、乡红色政权。

    6月4日,红四军增编第十三师,全军共四个师,即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王健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第1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6月版)。同日,总前委在南丰康都召开第七次会议,会议主要布置了红一、三军团部队的工作区域。会议要求红四军,无论敌是否退出南丰,须在红三军团到黎川后3天(即9日)移动,照如下布防:上杭、西坪、下刘、车坪、照洒一个师;下桥、东塘、钟贡、龙安一个师;大深源、石沟圩、双田、荷田一个师;横村、樟村、西城桥、桂上、桂下、木城、周坪一个师;军部应在大深源(《建宁革命史》第29-30页)。经笔者电询南丰县和黎川县党史研究室同仁调查,上杭属南城县,车坪应为东坪,照洒应为照溪,西坪、下刘、东坪、照溪属南丰;钟贡应为钟贤,东塘暂不了解,下桥、钟贤、龙安属黎川;大深源应为太洋源,石沟圩即今石渠,双田应为桑田,荷田即荷田岗,四者皆属南丰;横村、樟村、西城桥属黎川,桂上、桂下、木城暂不了解,周坪或为建宁黄坊陈岭之稠坪,在建宁与黎川交界地带。据此,红四军4个师的布置地带在南城、南丰、黎川与建宁之间。

    6月20-22日,总前委在南丰康都召开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和总前委第九次会议,史称“康都会议”。会议进一步总结分析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以来局势变化情况,认为蒋介石对北方派第妥协,对广东派系取守势,准备第三次进攻红军已是事实;会议着重讨论了第三次反“围剿”工作,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场选择问题,认为仍应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赣南地区作为战场;并据此提出红军应加紧筹集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经费,决定主力红军分散到闽西北、闽西、闽中等地筹款,划定了各部队的筹款工作区域。其中第四军(不含十二师)应全力进取沙县,迅速分散筹款,然后分散到归化,永安两县,筹款40万银元,第十二师在南丰县荷田、康都、石沟圩、黎川县西城桥及建宁县之间担任掩护,以保障主力红军和方面军总部西北侧安全,其中一个团在荷田、康都之线,一个团在西城桥、石沟圩之线,一个团随总部地建宁。(《建宁革命史》第31页、2011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南丰地方史第一卷》第46页)

    康都会议后,毛泽东与朱德率方面军总部回驻建宁,红军各部按康都会议部署进入各自工作和筹款区域开展工作和筹款。6月下旬,毛泽东从总部电台侦听到的敌方电台消息得知蒋介石已调集部队发动第三次“围剿”,于6月28日、30日和7月1日,在建宁连续给周以栗转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和谭震林转十二军军委及三十五军军委发出三封指示信,调整康都部署,要求各部队和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与南路工作委员会加速做好第三次反“围剿”的筹款和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在6月28日的指示信中,重新划定了红四军的工作区域和筹款区域,即“以归化、清流、连城为工作区域,以沙县、永安、宁洋为筹款区域”(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六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35页)。

    之后,为粉碎敌之第三次“围剿”,总前委决定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以独立第四、第五师和红三军第九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第四军第十二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协同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以运动防御和游击战迟滞敌人前进;红军主力迅速收拢,从闽西、赣南回师到苏区中部集中,适时转入反攻。(《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史》第157页)

    7月10日前后,红一方面军各部各自从所在地区启程,回师赣南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四军并无部队进入泰宁地区开展工作,因此《回忆录》所说十二师第36团“奉命进到泰宁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扩大苏区工作”,并不准确。

    (三)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建宁猪麻寨战斗时间问题

    猪麻寨又叫驻马寨。刘忠回忆录回忆这一战斗的时间是1934年4月19日,“我们当天晚上就离开建宁城,4月20日转到江西地界,继续向石城撤”(回忆录第75-76页)。这一时间回忆有误。

    建宁驻马寨战斗发生在广昌保卫战之后。广昌保卫战在发生在1934年4月,4月28日广昌城被敌占领。敌占领广昌城后,蒋介石特令参加广昌战斗的周浑元纵队返回建宁北线邱家隘向建宁城进攻前进,与从东面泰宁向建宁进攻的汤恩伯第十纵队协攻建宁。(《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与中央苏区红军作战情形报告书》和《国民党东路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与中央苏区红军在闽西北一带战斗详报》,江舢、陈大猷主编、1990年赣出字第01-094号内部版《中央苏区闽赣省》第228、253页)

    周浑元纵队返回邱家隘后,于5月7日占取红军建宁北线的第二道防线将军殿,红军退守驻马寨。周浑元纵队5月12日由将军殿向南推进到驻马寨之前的安寅南侧,5月15日进攻红军驻马寨阵地,当日占领驻马寨周边诸阵地后停止攻击,就地修筑工事。15日夜,红军以一部向敌人喊话开展政治攻势以迷惑敌人,主力撤离驻马寨向建宁西南方向转移。16日晨4时,敌趁浓雾潜行强攻占领驻马寨(《建宁革命史》第115-118页)。

    另外,《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与中央苏区红军作战情形报告书》记载,周浑元纵队第九十六师和第五师于15日占领驻马寨周边各阵地后,九十六师 “就原阵地于午后6时后增强工事,准备明晨再攻,而匪亦以受我火力摧损甚重遂于夜晚乘雷雨交加之际向南潜窜”;第五师于午前占领驻马寨西端及皮子岭后,“就原地增强工事,对驻马寨中之匪严密警戒。迨十六日午前四时,天将黎明之时,适值大雾弥漫,我军官兵即利用时机潜至驻马寨鹿砦附近,用手榴弹炸弹向寨内猛掷,同时即攀登而入”占领驻马寨。(江舢、陈大猷主编《中央苏区闽赣省》第229-230页,1990年内部版赣出字第01-094号)

    查万年历,公历1934年5月15日为农历四月初三日,农历四月十九日为公历5月31日。因此,《回忆录》所记时间,不论记的是公历或农历日子,均于历史不符。

    综上所述,《从闽西到京西——刘忠将军回忆录》关于参加第二次反“围剿”建宁战斗及建宁战斗后到泰宁扩大苏区的回忆与历史不符,刘忠将军及其当时所在的红四军第十二师第36团并未参加第二次反“围剿”建宁战斗,第二次反“围剿”后也没有到泰宁开展工作扩大苏区;其在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参加第五次反“围剿”建宁驻马寨战斗,时间是1934年5月15日而不是《回忆录》中记载的4月19日。

    二、张文碧少将回忆录关于聂鹤钦职务的回忆

    本人在整理开国将军与建宁史料时,从网上读到张文碧少将苏区时期在建宁的一段回忆。张文碧回忆说:“在建黎泰军区工作时还有一段经历,当时担任建宁县委书记的是聂鹤钦同志……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一起翻山越岭走小路往返在建宁和泰宁的路上,他为我们带路,有时我俩以打柴做掩护执行任务。……我们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朋友,直到因工作关系我调离建黎泰军区,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对方。聂鹤钦同志在1949年我军解放建宁后就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发信到我的家乡江西吉水县,到北京到其他部队均未果。1986年他去世时又反复嘱托他的儿子聂惠均一定要找到我,孝顺的儿子又开始年复一年地寻找,直到2004年才辗转找到我和我见面。”

    由于建宁党史记载中,当时的中共建宁县委书记中没有聂鹤钦。读到张文碧回忆资料后,因信聂鹤钦早已一1986年去世,本人经多方寻访,才找到聂鹤钦的儿子聂惠均了解情况。聂惠均介绍:聂鹤钦生于1916年,属龙,建宁本地人,生前极少提及其在苏区时期的革命经历,生前没有留下回忆资料,解放后张文碧、聂鹤钦都曾多方查找对方。从双方互相查找和张文碧回忆来看,聂鹤钦在红军时期在建宁参加革命工作是可信的,但聂鹤钦所担任的职务,张文碧回忆可能有误。从聂鹤钦生于1916年属龙推算,即使算到1934年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聂鹤钦也只有18周岁。另据查建宁及周边各县革命史,当时建宁及周边各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均为江西等老苏区干部或红军部队干部调任,没有本地人担任,建宁县县以下各区中共区委书记和县儿童局书记,亦由外地干部调任。而聂鹤钦当时只有18周岁并且是建宁本地人,当时绝不可能担任中共建宁县委或区委书记、县儿童局书记,张文碧少将关于聂鹤钦担任中共建宁县委书记的回忆,当属误记,聂鹤钦的职务,最高只能是儿童局区书记,但因资料缺乏,其是否入党及所担任的职务,均无考。

    综上所述,回忆录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其所涉及的历史,必须经过多方考证核实,方可作为史料运用,决不可未经考证核实就采信用于撰写历史,否则就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撰写出的历史就可能部分失真。

    (作者系中共建宁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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