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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军东方军历史研究评述
  • 2013-12-26 来源: 作者: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蒋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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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东方军入闽迄今已经80年,关于这次在中央苏区史上十分重要的军事行动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最早对红军东方军行动作出评价和结论的,是1935年1 月遵义会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6年12月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三篇文献都从战略层面对红军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作了宏观的分析与评价。这是研究红军东方军历史最重要的权威依据。据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最早涉及红军东方军问题的亲历者回忆录是滕代远撰写,于1936年1月由莫斯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军队》;最新见到的学术论文是薛宗耀的《红军东方军战略战术问题的五次异议》(《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在此期间,对于红军东方军的研究状况如何,有哪些主要成果,对相关问题的各种评论与观点又有哪些异同?本文将对此作一些探讨。

       

      一  关于红军东方军历史的研究状况

       

      据初步估计,涉及红军东方军历史的各种研究成果,大约有80多种,其中专门以红军东方军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有50多种。这些研究成果可分为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或回忆录、学术论著和宣传普及作品。这几种研究成果中,以前两类学术价值为高,后一类偏重于记述性和宣传性。

      (一)关于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滕代远《中国新军队》(解放军出版社,2008)、《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以及李志民《回顾红军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6期)等。由于彭德怀、滕代远当时兼任红军东方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直接指挥与经历了这段历史,他们的回忆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彭德怀自述》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受到诬陷被“审查”期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写成的历史记录,因此显得格外珍贵。滕代远在完成红军东方军第一次入闽回师江西以后,调任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不久即奉派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在莫斯科期间撰写并以李光的笔名发表的《中国新军队》,是当时中共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专著。其中关于红军东方军部分虽然不很多,但也大致作了简约的介绍和评论。黄克诚大将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红军东方军两次入闽全过程。《黄克诚自述》是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口述,由他的夫人及其子女记录整理,对红军东方军入闽作了客观记述和评价,极为珍贵。李志民上将在红军东方军入闽时,担任教导营政治委员。他的回忆不仅详细记述了大量历史情节,而且发表了很有见解的评论,是红军东方军研究不可多得的历史依据。

      (二)关于红军东方军研究的学术论文

      迄今为止,互联网上能够检索到的学术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大约有30多篇。这方面的成果在“文化革命”以前很少见到。据笔者所见,对红军东方军的研究之所以长期缺失,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过去资讯材料收集欠缺,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于红三军团的历史研究相对不很重视;尤其是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长期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这一段历史也就成了研究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思想获得解放,这种状况很快改变。1980年8月,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主办的《党史研究参考资料》(即现《党史研究与教学》)发表林禾撰写的《红军东方军入闽战斗概况》。由于林禾长期在三明市文化部门工作,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积累了比较多的材料,率先发表这篇论文也就顺理成章。尽管从现在来看,这篇论文在论述上还有不少改进之处,但在当时能以比较详细的史料阐明红军东方军的主要历程,已属可贵。1989年,三明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发表《东方入闽作战及对福建的影响》(《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6期),对红军东方军组建的历史背景、作战经过、对福建的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虽然在评论部分稍有不足,但在叙述部分却很充分,是早期此类论文中的优秀之作。

      在此前后,不少有质量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其中,宫力写的论文值得关注。从1987年至1989年,宫力先后发表了《关于红军东方军的历史探讨》(《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红三军团第二次入闽目的何在?》(《党史资料与研究》即现《党史研究与教学》1987年第5期)、《评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齐齐哈尔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十九路军何时派陈公培到王台与彭德怀谈判》(《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等多篇论文。由于作者对红军东方军相关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因此对于红军东方军的成立、作战过程、功过得失与经验教训等各个方面,立论精当,论证深入细致。另外,薛宗耀的研究成果也很有特色,他在《福建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至1987年第1期连载的《红军东方军纪事》,是迄今最为全面详尽地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年表。他在今年新发表的《红军东方军战略战术问题的五次异议》在原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作了进一步梳理分析,表明了他对这一课题研究锲而不舍的探索及其新的收获。罗平汉的《再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安徽史学》2012年第4期),对红军东方军问题也作了阐述和论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三)论及红军东方军历史的学术著作

      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专门研究红军东方军的学术专著。其实,就目前已经收集到的各种史料和学术界研究的基础来看,写出一部这样的学术专著的条件已经完备,期望学术界有人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把这部生动、精彩而又悲壮的历史呈现于世。当然,红军东方军的历史毕竟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许多党史、军史著作都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相关论述与评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2版)、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编史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这两部著作是分别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由相关部门和专家经过长期研究出版历史专著,其中对于红军东方军的历史多有记述和评论,是关于这一论题的权威阐述。还有,《彭德怀传》编写组的《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其中对红军东方军问题专门列了两节加以阐述,也引起关注。

      由于红军东方军行动是中央苏区历史的一部分,福建、江西两省党史工作者和党史部门一直对此十分关注,相关论著都有论及。比较早期和有代表性的有孔永松、林天乙、戴向青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戴向青、余伯流、复道汉、陈衍森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蒋伯英著《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三明市老区办、三明党史工委编《三明革命斗争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连城人民革命史》(本书编写组,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蒋伯英主编《福建革命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林强主编《中共福建地方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林玉涵主编《福建工农红军发展历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等。此外,还有龙岩、三明、南平有关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地方党史,也对红军东方军入闽对当地革命发展的影响作了论述。

      (四)关于红军东方军入闽历史的宣传普及作品

      此类文章大多短少简约,读者对象为青少年和社会大众,以达到广泛宣传,普及革命历史知识为目的。例如2007年至2011年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的吴香光《南平木芹山遭遇战》、张河南《彭德怀与泉上土堡战役》、陈杭芹《彭德怀战斗在闽西》、刘正赓《红军东方军坑道破沙县》、延平区委党史研究室《红军红军东方军在延平》、青月《中央红军在将乐》、吕游《中央红军纵横闽西北》、罗丽华《中央红军开辟沙县》,以及黄道钦《“红军东方军”征战洋口纪实》(《中国老区建设》2006年第2期)等。这一类文章多为当地党史和宣传文化旅游工作者撰写,以介绍红军东方军某一次战斗、某一历史旧址遗址或在某一县域活动情况为主,一般不作理论分析,也不从宏观和战略视野观察红军东方军的行动。这类文章短小精练,一般为一二千字,对于普及革命历史的宣传很有作用。但也有少量全面介绍红军东方军行动的长篇叙事文章,如夏明星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军东方军始末》(《文史精华》2006年第6期),对红军东方军活动的全过程,从宏观到细节都作了较为完整的介绍,是一篇较有研究深度的叙史作品。

      总之,关于红军东方军历史的研究,历史当事人、党史和宣传文化工作者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各个不同视角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全方位的观察和论述,形成了一大批多种形式、多种体裁的成果。

       

      二  关于红军东方军历史若干主要问题的评价

       

      红军东方军前后两次入闽,如果从1933年6月临时中央作出决策算起,总共不过6个月时间。但其间涉及这一行动的决策、行动、战略战术的评价以及成就与教训得失,有着许多不同的解读,有属于宏观与战略层面的观察,也有属于战术与局部战斗的考量。无论学术理论界还是宣传文化界,对于这些问题都作出了自己的表述。总的来看,由于所依据的各种史料大部已公布或可供查阅,所以对于上述问题主要方面的评价比较一致,但也有一些区别与分歧。

      (一)关于红军东方军的组建及其与“左”倾错误的关系

      关于红军东方军组建入闽的研究,目前所见各种论述一般都依据1933年6月间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下达的指示命令,以及周恩来、朱德关于组建红军东方军与苏区中央局的来往电报,在表述上基本一致。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引述这些电文,阐明了红军东方军组建的依据和作战方向,叙述了分三阶段行动的计划以及“左”倾错误脱离实际的命令;也论述了周恩来、朱德向后方中央领导人博古、项英提出不同意见,以及遭到拒绝,红军东方军组建入闽作战的过程。对于红军东方军实施“左”倾错误战略目标的严重后果,结论也基本一致。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所述:临时中央提出组建中央军和红军东方军分离作战的方针,企图在两个战略方面上同时取胜,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击敌的计划,只能徒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是,“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无用之地。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1]

      如果从学术史的思路来追索,对于“左”倾错误组建红军东方军入闽,实施“分离作战”和“两上拳头打人”的否定与批评,最早是1936年12月毛泽东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把这种“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的理论称之为“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2];还有就是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上“要求 ‘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3]这一理论被大多数红军东方军研究论著所接受,并据此作出评价和论述。但也有少数论著对此论述不足,未能以此作为对红军东方军行动的总体把握。

      对于红军东方军入闽受到“左”倾错误主导的问题,有观点还将此向前推进到1932年初。李志民《回顾红军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就认为,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同年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向闽北发展打通赣东北,争取江西“东方一翼的胜利”,直到组建红军东方军入闽,其指导思想是连贯一致的。《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及对福建的影响》、《中央苏区史》、《福建工农红军发展历程》等则把1933年3月至6月“左”倾路线指挥红一方面军冒险进攻乐安、永丰、宜黄未克,作为组建红军东方军入闽的决策因素之一。由此展开分析和论证,认为红军东方军入闽的决策是1932年以来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继续和发展。《关于红军东方军历史的探讨》也认为,“红军东方军的建立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冲昏了头脑,把主攻方向由打蒋转向攻闽,对十九路军要“先打后谈”,在方向选择上是错误的。这样的认识与分析不无道理,切合历史发展与理论延续的必然逻辑。

      (二)关于红军东方军行动和作战计划的争论

      关于红军东方军的行动计划,从周恩来、朱德收到临时中央“长电”指令开始,就产生了不同意见。红军东方军在执行第一阶段过程中,又在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等问题上前方指挥周恩来、朱德、红军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同后方临时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之间,又分歧不断;直至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进军闽北以及返回江西的时机问题上又是矛盾重重,争论不断。这许多争论,不是一般的战术观念和战斗方法之争,根本的还是关于红军东方军的战略方向和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深层次分歧,反映了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适合红军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原则分歧。

      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和红军东方军行动过程,有几项研究十分深入,很有特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对红军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三个月前后两个阶段的一系列战斗,突出重点,着重写了泉上战斗,连城、朋口战斗和围攻将乐、顺昌、南平战斗三次大的作战行动;对于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重点写了攻占沙县的战斗。该书突出军史、战史的特点,对每次战斗的部署、作战过程的叙述十分具体完整。《李志民回忆录》夹叙夹议,写得也很翔实,对行动作战过程中前方与后方领导之间的争论也多有评论,肯定了周、朱、彭、滕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对临时中央及博古、项英的“左”倾冒险主义多有分析批评,认为“红军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是在周、朱、彭、滕的正确指挥下仍然打了很多胜仗,扩大了影响,功不可没;而红军东方军入闽以后,“几乎每战都是经过周、朱、彭、滕诸同志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在往返电报中反复争论,甚至激烈斗争才取胜的”。[4]

      薛宗耀的《“红军东方军”战略战术问题的五次异议》,特点是史料丰富翔实,分析细致透彻,把朱、周、彭、滕等前方红军领导人,同博古、项英等及上海“顾问团”之间在战略战术上一系列矛盾与争论,分为关于福建分兵的问题、夺取泉上的问题、攻打连城的问题、进军闽北的问题、回师江西的问题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一一引述相关文献加以研究分析,作出评价。认为后方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东方军’入闽后,不顾实际,好大喜功,随意改变作战计划,使‘红军东方军’在福建境内的时间一再延长;当敌北路‘剿匪’军即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北线发动进攻时,仍不分主次矛盾,反对‘红军东方军’即刻回师江西,更是错上加错。”事实证明,“凡是实施了前方红军领导人的正确意见,‘红军东方军’行动就顺利;反之就困难,甚至危及革命事业的大局。”这样的分析征引史料充实,论述有据,说理透彻。

      (三)关于红军东方军入闽与统一战线

      研究红军东方军入闽,离不开与国民党十九路军的统一战线问题;特别是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的行动,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关于这一点,《遵义会议决议》最早作出评价:“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但博古等却在“左”倾空谈之下,“根本不了解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不去打击东线蒋介石部队侧后方以援助十九路军,“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并且指出“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争所没有的”[5]

      《遵义会议决议》这段结论,是对“作”倾关门主义的批评,也是对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期间这一错误的深刻反思。目前所见各种回忆录和研究成果,一般也持同样的观点。红军长征之前就已离开中央苏区前去苏联的滕代远,在莫斯科所写《中国新军队》也作了类似的评价:“如果红军善于运用福建事变的一切结果,则当时的确有很快冲破六次‘围剿’的可能。可惜的是,红军和第十九路军两方面都做下了错误,以致未能在当时达到共同战胜蒋介石的目的。”[6]

      那么对于红军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与十九路军的关系作何评价呢?尚存有不同的观点。有回忆和研究者认为,十九路军在红军东方军入闽之时,“虽有反蒋抗日的愿望,但在实际行动上仍然是反共与屈从于蒋介石的”,不断进犯蚕食闽西苏区,因此红军东方军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是必要的。而且正是由于红军东方军首次入闽,重创十九路军,迫使十九路军领导人改变“反共反蒋抗日”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因此,红军东方军入闽对十九路作战的胜利,“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7]

      宫力《评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十九路军“反共与屈从蒋介石”的前提条件不能成立;相反,早在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之前,“十九路军不仅有了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开始策划闽变),而且有了联共的意向(曾派人到上海对我党进行过试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最低限度应与十九路军休战以共同反蒋,不应该再派红军东方军入闽与十九路军作战。宫力提出这一观点的依据,一是十九路军的阶级属性为中间阶级,有其动摇性,因而具备向积极方向转化的基础;二是十九路军在1933年初即向蒋介石请缨抗日遭拒而下定同蒋决裂的决心;三是1933年1月中共提出“愿在三项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之后,十九路军即派人到苏联、上海试图与中共“合作抗日倒蒋”,但是中共未予响应;相反,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顾问弗雷德对十九路军不信任,建议“先打后谈”,得到中共中央赞同,从而导致红军东方军入闽,兵戎相见。

      另外,对于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的意图。有研究者认为,由于“福建人民政府”濒临瓦解,“左”倾冒险主义者有了“唇亡齿寒”之感,所以再令红军东方军二次入闽,支援十九路军,但“为时已晚”[8]。宫力《红三军团第二次入闽作战的目的何在?》认为“这种观点缺乏依据”。宫力引用1934年1月2日、1月8日、1月20日中革军委和苏区中央局发出给红三军团等入闽部队作战电报,以及中共赴福州军事代表张云逸的回忆,指出中央只字未提援助十九路军,倒是指示入闽红军进攻脚踏蒋介石、十九路军两头船的卢兴邦,占领沙县;甚至明确指令“假装帮助十九路军”,占领漳平、永安,“堵住十九路军入粤的出路”;要求张云逸利用十九路军即将崩溃的机会,“用最大努力争取和扯掉十九路军部队到我方来”。据此认为,“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奉行关门主义政策,“三军团二次入闽是为了帮助十九路军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红军东方军入闽以后在争取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彭德怀、滕代远与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在闽北延平王台举行的谈判及其达成的协议。但大多数论著对于这次谈判关注不多,要么轻描淡写几句,要么略而不论。回忆录部分滕代远、彭德怀都有所述及;宫力、薛宗耀的几篇论文对此论述比较深入,其他论著则不多见。现仅举几例。谈判参与者滕代远的《中国新军队》指出,这次谈判促成了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到瑞金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总司令部签署著名的抗日军事协定,更促进了具有爱国情绪的军队不得不同红军订立抗日的协定,“特别是促进了福建人民政府组成的胚胎,以及十九路军将领通电退出国民党,公开的宣布抗日反蒋的纲领”[9]。《彭德怀自述》虽然对此没有作具体的分析与评论,却用十分质朴的语言对王台谈判作了正面的叙述。近年发表对此比较全面评述的论文是薛宗耀《试析王台谈判的意义》。薛宗耀征引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详细论证了这次谈判的过程与细节,得到的结论是:一、王台谈判是中共“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发表后,与国民党实力派的第一次谈判,具有标志性意义;二,王台谈判是党内正确意见冲破“左”倾错误束缚的一次胜利;三、王台谈判为福建事变提供重要条件,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增添了难得的机遇。

      (四)关于红军东方军的功过评价

      对于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功与过的评价,一直以来都不太一致。其原因是这次行动的指导思想和军事行动本身,交织着错误与正确、宏观与微观、全局与局部等等复杂的因素。大致来说,从战略和全局背景下观察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批评与否定。最权威的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结论。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军事冒险主义伴随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指导下制定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计划与行动,以致“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10]。这段评论,十分明确地对红军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作出了否定的评价。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结论,同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而遵义会议的结论,则表明了对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行动的批评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与上述观点一致。

      《彭德怀自述》也是从战略层面追述了这一段历史,批评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王明路线反对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指出红军东方军入闽以后教条主义不顾实际地瞎指挥,又只顾下令作战,不做群众工作,失去了群众的支持,以致红军东方军打了不少胜仗,扩大了大片苏区,但“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11]彭德怀的这一段回忆,是对东路军第一次入闽的批评。而对于第二次入闽,彭德怀也是持否定的意见。他指出:“我们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去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其结果是福建事变失败,蒋介石得以发动第五次“围剿”。彭德怀认为,“这样一件天大的事”,中央和前方司令部都不讨论,也不重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和战场指挥者的经验,完全是主观主义的瞎指挥。[12]

      持基本否定意见,即弊多利少评价的论著,以中央党校宫力、罗平汉为代表。宫力《评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认为,不能因为红军东方军入闽打了不少胜仗,恢复扩大了苏区而加以肯定。如果从局部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些道理;但从全局的高度看,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的结果,一是在军事上“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却是以全局性的失利作为代价的”;二是从政治上讲,“打击了本来完全可以争取的同盟者,致使两支抗日反蒋力量互相抵消,两败俱伤,其后果是严重的”;三是红军东方军英勇作战,虽然占领了一些地盘,却是缺少群众工作,以致占领的八九个县,“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因此他认为,“红军东方军作战弊多利少”。

      滕代远和李志民的回忆录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持有利有弊观点。主要是肯定了红军东方军在军事上的英勇作战及其胜利,否定了其战略上执行“左”倾路线错误。滕代远在莫斯科写《中国新军队》的时候尚未涉及党内“左”倾错误问题,对红军东方军促进了与十九路军的联合及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给予了肯定,对于红军东方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也高度赞赏,但对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时未能予十九路军以充分援助,致其失败而深感惋惜。《李志民回忆录》认为,红军东方军的组建和入闽计划“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周、朱、彭、滕正确指挥下英勇作战,打了很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开了一些城镇,扩大了政治影响,筹集了大量的物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李志民回忆录》在回忆的基础上,作了深入研究和理论分析,对红军东方军第一次入闽的历史,基本上表达了正面肯定的观点。而对红军东方军二次入闽,李志民则认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对全局“起不了决定作用”。其结论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东方军两次入闽的胜利成果不仅未能巩固下来,而且全部被葬送了。”[13]

      其他学术论著的观点,大多与《李志民回忆录》相近,只是在具体内容上繁简与取舍有所不同。如三明市委党史委《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及对福建的影响》,对红军东方军入闽的历史背景部分,以及两次入闽的指导思想都持否定的意见;把研究的重点置于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行动,予以正面评价;而在结语部分,既肯定了红军东方军入闽对“福建局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指出了执行“左”倾错误“分离作战”的冒险主义,认为红军东方军虽英勇奋战,却削弱了主力红军的战斗力,给第五次反“围剿”造成了很大困难,“这是肯定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在局部方面对福建的局势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同时,应记取的历史教训”。

      当然,也有不少论著对红军东方军两次行动都持肯定意见。例如戴向青等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三明革命史略》、《连城人民革命史》、《闽北革命史》等。还有近年一些短小简练的以介绍某一次战斗和行动的普及读物,都正面肯定和歌颂了红军东方军的英勇顽强及其光荣业绩。

       

      三  结 语

       

      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在中共党史和红军战争史上,不能说只是一次战争,而是一次战役,虽然从投入的兵力和规模上来说并不很大,但其延续时间长,覆盖区域宽广,战略意义重大;所涉及相关问题不仅只是在中共党内军内,而且事关国共关系和国民党内诸多问题,以致引起国共两党高层关注。六届七中全会甚至在《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其作出定论,毛泽东也从战略高度对其作出评价,足见这次小规模战役的战略意义之重要。

      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由于初始阶段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战,第二次入闽已经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组成部分,所以格外引人注意。一年以后的遵义会议,在对“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出总结的决议中,第一次对红军东方军问题作出了评价。实际上,这也是对红军东方军研究的开始。不过,在建国以前,除了毛泽东和滕代远的著作有所涉及,专门对此进行研究和论述的似乎并不多见。建国以后,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史、革命史教材偶有提及。一些革命回忆录和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也有片断的叙述,但对于整个战役的专题研究鲜见有分量的成果。

      对红军东方军历史展开全方位研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1990年代较为集中。一是因为“抢救”党史资料的需要和大批老同志被“解放”,发表了不少革命回忆录;二是高校恢复正常办学编撰出版了一批党史教材;三是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和相关研究的展开。但就已经见到的各种相关成果来看,无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不很充分,还有发展的空间。

      从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数量看,不是很多。专著方面,除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央苏区史、根据地史和当地一些地方党史,对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有所提及,而且这部分论述往往以叙为主,评论不足。有关红军东方军研究的专著尚未见到,也未见国家和省级课题的立项;已发表的专题论文数量不是很多,尚未形成这一课题研究的集群,特别缺少学术界高端专家的研究成果。就红军东方军活动区域的福建省来看,研究层面也不够宽,除了三明市发表过专题研究报告,省级和其他区县有质量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

      从研究成果的质量来看,学术层次高、研究有深度的成果并不很多,对这一课题研究有所建树的专家屈指可数。这就难于在这一研究领域产生领军性的专家和权威。从目前来看,相关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已经比较充分,但应该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挖掘;研究课题也可以从多方位着手设计,拓展新的视野和领域。可以论大战略,可以论局部战斗,也可分阶段研究,还可以从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立论。但总的把握,应着眼于总体战略视野的观察和分析,避免只看局部不管全局,或者单从某个地域的历史观念和红军某次战斗的胜利作出评价。正如一位红军东方军研究的专家所言:我们分析、评价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都不能不考虑它对其他事物的影响和联系,更不能掺入带有感情色彩的因素。因此,要想对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唯有采用客观的和全面的观点,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2版,第37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24-225页。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84页。

      [4] 《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第207—208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64页—465页。

      [6] 滕代远:《中国新军队》,解放军出版社,2008,第104页。滕代远在这本书里把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划分为六次反“围剿”。

      [7] 《李志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第230—231页;《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105页。

      [8] 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627页;《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105页。

      [9] 滕代远:《中国新军队》,解放军出版社2008,第101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25页。

      [1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80—181页。

      [12]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84—185页。

      [13] 《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第239页。

       

      

       

      红军东方军入闽迄今已经80年,关于这次在中央苏区史上十分重要的军事行动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最早对红军东方军行动作出评价和结论的,是1935年1 月遵义会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6年12月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三篇文献都从战略层面对红军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作了宏观的分析与评价。这是研究红军东方军历史最重要的权威依据。据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最早涉及红军东方军问题的亲历者回忆录是滕代远撰写,于1936年1月由莫斯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军队》;最新见到的学术论文是薛宗耀的《红军东方军战略战术问题的五次异议》(《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在此期间,对于红军东方军的研究状况如何,有哪些主要成果,对相关问题的各种评论与观点又有哪些异同?本文将对此作一些探讨。

       

      一  关于红军东方军历史的研究状况

       

      据初步估计,涉及红军东方军历史的各种研究成果,大约有80多种,其中专门以红军东方军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有50多种。这些研究成果可分为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或回忆录、学术论著和宣传普及作品。这几种研究成果中,以前两类学术价值为高,后一类偏重于记述性和宣传性。

      (一)关于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滕代远《中国新军队》(解放军出版社,2008)、《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以及李志民《回顾红军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6期)等。由于彭德怀、滕代远当时兼任红军东方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直接指挥与经历了这段历史,他们的回忆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彭德怀自述》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受到诬陷被“审查”期间,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写成的历史记录,因此显得格外珍贵。滕代远在完成红军东方军第一次入闽回师江西以后,调任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不久即奉派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在莫斯科期间撰写并以李光的笔名发表的《中国新军队》,是当时中共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专著。其中关于红军东方军部分虽然不很多,但也大致作了简约的介绍和评论。黄克诚大将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红军东方军两次入闽全过程。《黄克诚自述》是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口述,由他的夫人及其子女记录整理,对红军东方军入闽作了客观记述和评价,极为珍贵。李志民上将在红军东方军入闽时,担任教导营政治委员。他的回忆不仅详细记述了大量历史情节,而且发表了很有见解的评论,是红军东方军研究不可多得的历史依据。

      (二)关于红军东方军研究的学术论文

      迄今为止,互联网上能够检索到的学术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大约有30多篇。这方面的成果在“文化革命”以前很少见到。据笔者所见,对红军东方军的研究之所以长期缺失,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过去资讯材料收集欠缺,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于红三军团的历史研究相对不很重视;尤其是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长期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这一段历史也就成了研究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思想获得解放,这种状况很快改变。1980年8月,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主办的《党史研究参考资料》(即现《党史研究与教学》)发表林禾撰写的《红军东方军入闽战斗概况》。由于林禾长期在三明市文化部门工作,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积累了比较多的材料,率先发表这篇论文也就顺理成章。尽管从现在来看,这篇论文在论述上还有不少改进之处,但在当时能以比较详细的史料阐明红军东方军的主要历程,已属可贵。1989年,三明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发表《东方入闽作战及对福建的影响》(《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6期),对红军东方军组建的历史背景、作战经过、对福建的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虽然在评论部分稍有不足,但在叙述部分却很充分,是早期此类论文中的优秀之作。

      在此前后,不少有质量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其中,宫力写的论文值得关注。从1987年至1989年,宫力先后发表了《关于红军东方军的历史探讨》(《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红三军团第二次入闽目的何在?》(《党史资料与研究》即现《党史研究与教学》1987年第5期)、《评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齐齐哈尔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十九路军何时派陈公培到王台与彭德怀谈判》(《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等多篇论文。由于作者对红军东方军相关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因此对于红军东方军的成立、作战过程、功过得失与经验教训等各个方面,立论精当,论证深入细致。另外,薛宗耀的研究成果也很有特色,他在《福建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至1987年第1期连载的《红军东方军纪事》,是迄今最为全面详尽地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年表。他在今年新发表的《红军东方军战略战术问题的五次异议》在原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作了进一步梳理分析,表明了他对这一课题研究锲而不舍的探索及其新的收获。罗平汉的《再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安徽史学》2012年第4期),对红军东方军问题也作了阐述和论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三)论及红军东方军历史的学术著作

      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专门研究红军东方军的学术专著。其实,就目前已经收集到的各种史料和学术界研究的基础来看,写出一部这样的学术专著的条件已经完备,期望学术界有人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把这部生动、精彩而又悲壮的历史呈现于世。当然,红军东方军的历史毕竟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许多党史、军史著作都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相关论述与评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2版)、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编史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这两部著作是分别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由相关部门和专家经过长期研究出版历史专著,其中对于红军东方军的历史多有记述和评论,是关于这一论题的权威阐述。还有,《彭德怀传》编写组的《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其中对红军东方军问题专门列了两节加以阐述,也引起关注。

      由于红军东方军行动是中央苏区历史的一部分,福建、江西两省党史工作者和党史部门一直对此十分关注,相关论著都有论及。比较早期和有代表性的有孔永松、林天乙、戴向青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戴向青、余伯流、复道汉、陈衍森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蒋伯英著《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三明市老区办、三明党史工委编《三明革命斗争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连城人民革命史》(本书编写组,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蒋伯英主编《福建革命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林强主编《中共福建地方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林玉涵主编《福建工农红军发展历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等。此外,还有龙岩、三明、南平有关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地方党史,也对红军东方军入闽对当地革命发展的影响作了论述。

      (四)关于红军东方军入闽历史的宣传普及作品

      此类文章大多短少简约,读者对象为青少年和社会大众,以达到广泛宣传,普及革命历史知识为目的。例如2007年至2011年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的吴香光《南平木芹山遭遇战》、张河南《彭德怀与泉上土堡战役》、陈杭芹《彭德怀战斗在闽西》、刘正赓《红军东方军坑道破沙县》、延平区委党史研究室《红军红军东方军在延平》、青月《中央红军在将乐》、吕游《中央红军纵横闽西北》、罗丽华《中央红军开辟沙县》,以及黄道钦《“红军东方军”征战洋口纪实》(《中国老区建设》2006年第2期)等。这一类文章多为当地党史和宣传文化旅游工作者撰写,以介绍红军东方军某一次战斗、某一历史旧址遗址或在某一县域活动情况为主,一般不作理论分析,也不从宏观和战略视野观察红军东方军的行动。这类文章短小精练,一般为一二千字,对于普及革命历史的宣传很有作用。但也有少量全面介绍红军东方军行动的长篇叙事文章,如夏明星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军东方军始末》(《文史精华》2006年第6期),对红军东方军活动的全过程,从宏观到细节都作了较为完整的介绍,是一篇较有研究深度的叙史作品。

      总之,关于红军东方军历史的研究,历史当事人、党史和宣传文化工作者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各个不同视角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全方位的观察和论述,形成了一大批多种形式、多种体裁的成果。

       

      二  关于红军东方军历史若干主要问题的评价

       

      红军东方军前后两次入闽,如果从1933年6月临时中央作出决策算起,总共不过6个月时间。但其间涉及这一行动的决策、行动、战略战术的评价以及成就与教训得失,有着许多不同的解读,有属于宏观与战略层面的观察,也有属于战术与局部战斗的考量。无论学术理论界还是宣传文化界,对于这些问题都作出了自己的表述。总的来看,由于所依据的各种史料大部已公布或可供查阅,所以对于上述问题主要方面的评价比较一致,但也有一些区别与分歧。

      (一)关于红军东方军的组建及其与“左”倾错误的关系

      关于红军东方军组建入闽的研究,目前所见各种论述一般都依据1933年6月间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下达的指示命令,以及周恩来、朱德关于组建红军东方军与苏区中央局的来往电报,在表述上基本一致。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引述这些电文,阐明了红军东方军组建的依据和作战方向,叙述了分三阶段行动的计划以及“左”倾错误脱离实际的命令;也论述了周恩来、朱德向后方中央领导人博古、项英提出不同意见,以及遭到拒绝,红军东方军组建入闽作战的过程。对于红军东方军实施“左”倾错误战略目标的严重后果,结论也基本一致。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所述:临时中央提出组建中央军和红军东方军分离作战的方针,企图在两个战略方面上同时取胜,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击敌的计划,只能徒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是,“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无用之地。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1]

      如果从学术史的思路来追索,对于“左”倾错误组建红军东方军入闽,实施“分离作战”和“两上拳头打人”的否定与批评,最早是1936年12月毛泽东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把这种“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的理论称之为“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2];还有就是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上“要求 ‘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3]这一理论被大多数红军东方军研究论著所接受,并据此作出评价和论述。但也有少数论著对此论述不足,未能以此作为对红军东方军行动的总体把握。

      对于红军东方军入闽受到“左”倾错误主导的问题,有观点还将此向前推进到1932年初。李志民《回顾红军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就认为,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同年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向闽北发展打通赣东北,争取江西“东方一翼的胜利”,直到组建红军东方军入闽,其指导思想是连贯一致的。《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及对福建的影响》、《中央苏区史》、《福建工农红军发展历程》等则把1933年3月至6月“左”倾路线指挥红一方面军冒险进攻乐安、永丰、宜黄未克,作为组建红军东方军入闽的决策因素之一。由此展开分析和论证,认为红军东方军入闽的决策是1932年以来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继续和发展。《关于红军东方军历史的探讨》也认为,“红军东方军的建立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冲昏了头脑,把主攻方向由打蒋转向攻闽,对十九路军要“先打后谈”,在方向选择上是错误的。这样的认识与分析不无道理,切合历史发展与理论延续的必然逻辑。

      (二)关于红军东方军行动和作战计划的争论

      关于红军东方军的行动计划,从周恩来、朱德收到临时中央“长电”指令开始,就产生了不同意见。红军东方军在执行第一阶段过程中,又在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等问题上前方指挥周恩来、朱德、红军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同后方临时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之间,又分歧不断;直至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进军闽北以及返回江西的时机问题上又是矛盾重重,争论不断。这许多争论,不是一般的战术观念和战斗方法之争,根本的还是关于红军东方军的战略方向和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深层次分歧,反映了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适合红军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原则分歧。

      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和红军东方军行动过程,有几项研究十分深入,很有特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对红军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三个月前后两个阶段的一系列战斗,突出重点,着重写了泉上战斗,连城、朋口战斗和围攻将乐、顺昌、南平战斗三次大的作战行动;对于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重点写了攻占沙县的战斗。该书突出军史、战史的特点,对每次战斗的部署、作战过程的叙述十分具体完整。《李志民回忆录》夹叙夹议,写得也很翔实,对行动作战过程中前方与后方领导之间的争论也多有评论,肯定了周、朱、彭、滕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对临时中央及博古、项英的“左”倾冒险主义多有分析批评,认为“红军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是在周、朱、彭、滕的正确指挥下仍然打了很多胜仗,扩大了影响,功不可没;而红军东方军入闽以后,“几乎每战都是经过周、朱、彭、滕诸同志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在往返电报中反复争论,甚至激烈斗争才取胜的”。[4]

      薛宗耀的《“红军东方军”战略战术问题的五次异议》,特点是史料丰富翔实,分析细致透彻,把朱、周、彭、滕等前方红军领导人,同博古、项英等及上海“顾问团”之间在战略战术上一系列矛盾与争论,分为关于福建分兵的问题、夺取泉上的问题、攻打连城的问题、进军闽北的问题、回师江西的问题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一一引述相关文献加以研究分析,作出评价。认为后方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东方军’入闽后,不顾实际,好大喜功,随意改变作战计划,使‘红军东方军’在福建境内的时间一再延长;当敌北路‘剿匪’军即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北线发动进攻时,仍不分主次矛盾,反对‘红军东方军’即刻回师江西,更是错上加错。”事实证明,“凡是实施了前方红军领导人的正确意见,‘红军东方军’行动就顺利;反之就困难,甚至危及革命事业的大局。”这样的分析征引史料充实,论述有据,说理透彻。

      (三)关于红军东方军入闽与统一战线

      研究红军东方军入闽,离不开与国民党十九路军的统一战线问题;特别是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的行动,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关于这一点,《遵义会议决议》最早作出评价:“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但博古等却在“左”倾空谈之下,“根本不了解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不去打击东线蒋介石部队侧后方以援助十九路军,“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并且指出“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争所没有的”[5]

      《遵义会议决议》这段结论,是对“作”倾关门主义的批评,也是对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期间这一错误的深刻反思。目前所见各种回忆录和研究成果,一般也持同样的观点。红军长征之前就已离开中央苏区前去苏联的滕代远,在莫斯科所写《中国新军队》也作了类似的评价:“如果红军善于运用福建事变的一切结果,则当时的确有很快冲破六次‘围剿’的可能。可惜的是,红军和第十九路军两方面都做下了错误,以致未能在当时达到共同战胜蒋介石的目的。”[6]

      那么对于红军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与十九路军的关系作何评价呢?尚存有不同的观点。有回忆和研究者认为,十九路军在红军东方军入闽之时,“虽有反蒋抗日的愿望,但在实际行动上仍然是反共与屈从于蒋介石的”,不断进犯蚕食闽西苏区,因此红军东方军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是必要的。而且正是由于红军东方军首次入闽,重创十九路军,迫使十九路军领导人改变“反共反蒋抗日”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因此,红军东方军入闽对十九路作战的胜利,“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7]

      宫力《评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十九路军“反共与屈从蒋介石”的前提条件不能成立;相反,早在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之前,“十九路军不仅有了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开始策划闽变),而且有了联共的意向(曾派人到上海对我党进行过试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最低限度应与十九路军休战以共同反蒋,不应该再派红军东方军入闽与十九路军作战。宫力提出这一观点的依据,一是十九路军的阶级属性为中间阶级,有其动摇性,因而具备向积极方向转化的基础;二是十九路军在1933年初即向蒋介石请缨抗日遭拒而下定同蒋决裂的决心;三是1933年1月中共提出“愿在三项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之后,十九路军即派人到苏联、上海试图与中共“合作抗日倒蒋”,但是中共未予响应;相反,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顾问弗雷德对十九路军不信任,建议“先打后谈”,得到中共中央赞同,从而导致红军东方军入闽,兵戎相见。

      另外,对于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的意图。有研究者认为,由于“福建人民政府”濒临瓦解,“左”倾冒险主义者有了“唇亡齿寒”之感,所以再令红军东方军二次入闽,支援十九路军,但“为时已晚”[8]。宫力《红三军团第二次入闽作战的目的何在?》认为“这种观点缺乏依据”。宫力引用1934年1月2日、1月8日、1月20日中革军委和苏区中央局发出给红三军团等入闽部队作战电报,以及中共赴福州军事代表张云逸的回忆,指出中央只字未提援助十九路军,倒是指示入闽红军进攻脚踏蒋介石、十九路军两头船的卢兴邦,占领沙县;甚至明确指令“假装帮助十九路军”,占领漳平、永安,“堵住十九路军入粤的出路”;要求张云逸利用十九路军即将崩溃的机会,“用最大努力争取和扯掉十九路军部队到我方来”。据此认为,“左”倾冒险主义者仍然奉行关门主义政策,“三军团二次入闽是为了帮助十九路军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红军东方军入闽以后在争取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彭德怀、滕代远与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在闽北延平王台举行的谈判及其达成的协议。但大多数论著对于这次谈判关注不多,要么轻描淡写几句,要么略而不论。回忆录部分滕代远、彭德怀都有所述及;宫力、薛宗耀的几篇论文对此论述比较深入,其他论著则不多见。现仅举几例。谈判参与者滕代远的《中国新军队》指出,这次谈判促成了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到瑞金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总司令部签署著名的抗日军事协定,更促进了具有爱国情绪的军队不得不同红军订立抗日的协定,“特别是促进了福建人民政府组成的胚胎,以及十九路军将领通电退出国民党,公开的宣布抗日反蒋的纲领”[9]。《彭德怀自述》虽然对此没有作具体的分析与评论,却用十分质朴的语言对王台谈判作了正面的叙述。近年发表对此比较全面评述的论文是薛宗耀《试析王台谈判的意义》。薛宗耀征引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详细论证了这次谈判的过程与细节,得到的结论是:一、王台谈判是中共“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发表后,与国民党实力派的第一次谈判,具有标志性意义;二,王台谈判是党内正确意见冲破“左”倾错误束缚的一次胜利;三、王台谈判为福建事变提供重要条件,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增添了难得的机遇。

      (四)关于红军东方军的功过评价

      对于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功与过的评价,一直以来都不太一致。其原因是这次行动的指导思想和军事行动本身,交织着错误与正确、宏观与微观、全局与局部等等复杂的因素。大致来说,从战略和全局背景下观察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批评与否定。最权威的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结论。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军事冒险主义伴随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指导下制定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计划与行动,以致“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10]。这段评论,十分明确地对红军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作出了否定的评价。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结论,同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而遵义会议的结论,则表明了对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行动的批评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与上述观点一致。

      《彭德怀自述》也是从战略层面追述了这一段历史,批评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王明路线反对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指出红军东方军入闽以后教条主义不顾实际地瞎指挥,又只顾下令作战,不做群众工作,失去了群众的支持,以致红军东方军打了不少胜仗,扩大了大片苏区,但“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11]彭德怀的这一段回忆,是对东路军第一次入闽的批评。而对于第二次入闽,彭德怀也是持否定的意见。他指出:“我们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去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其结果是福建事变失败,蒋介石得以发动第五次“围剿”。彭德怀认为,“这样一件天大的事”,中央和前方司令部都不讨论,也不重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和战场指挥者的经验,完全是主观主义的瞎指挥。[12]

      持基本否定意见,即弊多利少评价的论著,以中央党校宫力、罗平汉为代表。宫力《评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认为,不能因为红军东方军入闽打了不少胜仗,恢复扩大了苏区而加以肯定。如果从局部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些道理;但从全局的高度看,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的结果,一是在军事上“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却是以全局性的失利作为代价的”;二是从政治上讲,“打击了本来完全可以争取的同盟者,致使两支抗日反蒋力量互相抵消,两败俱伤,其后果是严重的”;三是红军东方军英勇作战,虽然占领了一些地盘,却是缺少群众工作,以致占领的八九个县,“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因此他认为,“红军东方军作战弊多利少”。

      滕代远和李志民的回忆录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持有利有弊观点。主要是肯定了红军东方军在军事上的英勇作战及其胜利,否定了其战略上执行“左”倾路线错误。滕代远在莫斯科写《中国新军队》的时候尚未涉及党内“左”倾错误问题,对红军东方军促进了与十九路军的联合及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给予了肯定,对于红军东方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也高度赞赏,但对红军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时未能予十九路军以充分援助,致其失败而深感惋惜。《李志民回忆录》认为,红军东方军的组建和入闽计划“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周、朱、彭、滕正确指挥下英勇作战,打了很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开了一些城镇,扩大了政治影响,筹集了大量的物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李志民回忆录》在回忆的基础上,作了深入研究和理论分析,对红军东方军第一次入闽的历史,基本上表达了正面肯定的观点。而对红军东方军二次入闽,李志民则认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对全局“起不了决定作用”。其结论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东方军两次入闽的胜利成果不仅未能巩固下来,而且全部被葬送了。”[13]

      其他学术论著的观点,大多与《李志民回忆录》相近,只是在具体内容上繁简与取舍有所不同。如三明市委党史委《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及对福建的影响》,对红军东方军入闽的历史背景部分,以及两次入闽的指导思想都持否定的意见;把研究的重点置于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行动,予以正面评价;而在结语部分,既肯定了红军东方军入闽对“福建局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指出了执行“左”倾错误“分离作战”的冒险主义,认为红军东方军虽英勇奋战,却削弱了主力红军的战斗力,给第五次反“围剿”造成了很大困难,“这是肯定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在局部方面对福建的局势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同时,应记取的历史教训”。

      当然,也有不少论著对红军东方军两次行动都持肯定意见。例如戴向青等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三明革命史略》、《连城人民革命史》、《闽北革命史》等。还有近年一些短小简练的以介绍某一次战斗和行动的普及读物,都正面肯定和歌颂了红军东方军的英勇顽强及其光荣业绩。

       

      三  结 语

       

      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在中共党史和红军战争史上,不能说只是一次战争,而是一次战役,虽然从投入的兵力和规模上来说并不很大,但其延续时间长,覆盖区域宽广,战略意义重大;所涉及相关问题不仅只是在中共党内军内,而且事关国共关系和国民党内诸多问题,以致引起国共两党高层关注。六届七中全会甚至在《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其作出定论,毛泽东也从战略高度对其作出评价,足见这次小规模战役的战略意义之重要。

      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由于初始阶段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战,第二次入闽已经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组成部分,所以格外引人注意。一年以后的遵义会议,在对“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出总结的决议中,第一次对红军东方军问题作出了评价。实际上,这也是对红军东方军研究的开始。不过,在建国以前,除了毛泽东和滕代远的著作有所涉及,专门对此进行研究和论述的似乎并不多见。建国以后,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史、革命史教材偶有提及。一些革命回忆录和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也有片断的叙述,但对于整个战役的专题研究鲜见有分量的成果。

      对红军东方军历史展开全方位研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1990年代较为集中。一是因为“抢救”党史资料的需要和大批老同志被“解放”,发表了不少革命回忆录;二是高校恢复正常办学编撰出版了一批党史教材;三是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和相关研究的展开。但就已经见到的各种相关成果来看,无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不很充分,还有发展的空间。

      从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数量看,不是很多。专著方面,除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央苏区史、根据地史和当地一些地方党史,对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有所提及,而且这部分论述往往以叙为主,评论不足。有关红军东方军研究的专著尚未见到,也未见国家和省级课题的立项;已发表的专题论文数量不是很多,尚未形成这一课题研究的集群,特别缺少学术界高端专家的研究成果。就红军东方军活动区域的福建省来看,研究层面也不够宽,除了三明市发表过专题研究报告,省级和其他区县有质量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

      从研究成果的质量来看,学术层次高、研究有深度的成果并不很多,对这一课题研究有所建树的专家屈指可数。这就难于在这一研究领域产生领军性的专家和权威。从目前来看,相关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已经比较充分,但应该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挖掘;研究课题也可以从多方位着手设计,拓展新的视野和领域。可以论大战略,可以论局部战斗,也可分阶段研究,还可以从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立论。但总的把握,应着眼于总体战略视野的观察和分析,避免只看局部不管全局,或者单从某个地域的历史观念和红军某次战斗的胜利作出评价。正如一位红军东方军研究的专家所言:我们分析、评价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都不能不考虑它对其他事物的影响和联系,更不能掺入带有感情色彩的因素。因此,要想对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唯有采用客观的和全面的观点,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地址:福州市柳河路61号 福建省委党校   邮编 350001  

          电话:13705947829)

      1

       


      [1]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2版,第37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24-225页。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84页。

      [4] 《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第207—208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64页—465页。

      [6] 滕代远:《中国新军队》,解放军出版社,2008,第104页。滕代远在这本书里把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划分为六次反“围剿”。

      [7] 《李志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第230—231页;《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105页。

      [8] 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627页;《闽北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92,第105页。

      [9] 滕代远:《中国新军队》,解放军出版社2008,第101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25页。

      [1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80—181页。

      [12]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84—185页。

      [13] 《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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