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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忆战时青年训导营二三事
  • 2015-01-13 来源:梅列区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黎一民
  •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残酷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1939年六七月间,我从沙县到三明梅列伪省保安处干训所。干训所军训室上校副主任刘杰夫是我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他把我介绍给保安处长兼干训所长黄珍吾。黄当即任命我为干训所中校军事教官,于是我便在梅列住了下来。

    1941年3月,国民党在三明列东的一个小村庄徐坊,成立了特务机关“战时福建青年训导营”。训导营初建时,迫使该村居民全部迁走。村外修筑了栅栏,不准外人进去村里的民房,除了用作营部及守卫部队的住宅外,都改建成了禁闭室。在押的爱国者,有120多名,其女性20多人,都被囚禁在简陋的屋子里。

    对这个白色恐怖的杀人魔窟,国民党官员守口如瓶,从不向外透露。直到一九四一年,我到该营探望被关押在里面的一个朋友时,才知道这个机构的秘密。

    训导营直属福建省保安处管辖。营内有守卫部队一个营,都是专受过特种训练的,他们学会了如何打人,如何行刑,如何暗杀。上校营长林超,又名林志光,是特务头子康泽的亲信,曾在庐山中央军校特训班受过特务训练。

    这一年,蒋介石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军官学校第三分校”,自任校长。他派员到永安来招考新生。我的朋友杨筱天瞒着偷偷报考,被录取后不辞而别。保安处干训所教育长柯达芬知道后,派人把杨从瑞金押回来,关进了在三明长安堡(今三明火车站)的省保安处军法科羁押所。经我多次求情,杨才得以释放。

    杨筱天出狱后,找我道谢,并求我再帮他一下,他说:“这次我在长安堡羁押所,遇见了与我情同手足的朋友陶某,他是被秘密抓来的,关了一年多了,请你设法营救。”我问是什么案由,杨说:“是共产党。”我不觉吃了一惊。杨又说:“不过没有确实的证据,还没判决。他失去外面的支援,生活很艰苦,连一件用具都没有.衬衣、裤子都破烂了。我出狱时因为身上没有钱,没能接济他,只好把我的长裤子脱给他穿。请你想法救救他吧!”

    我答应他有机会一定帮忙。随即拿出1 5元钱交给杨,叫他先送给陶解决暂时困难,杨拿了钱立刻就去了。过了没几天,保安处羁押所一个土兵到我家找杨筱天,说受了陶某委托,特来告诉杨,陶某今天已被转送到青年训导营去了。陶还希望我抽空去看看他,并说去时不要叫陶某,他已改名叫“姚民锋”了。

    第二天,我佩戴领章符号,服装整齐地来到训导营,见到了“姚民锋”。他不认识我,我告诉他我的姓名后,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你交杨筱天给我的钱收到了,谢谢你。”我问他被捕时有什么证据落在他们手中,他笑着说“没有。”我悄声告诉他;“有人问时,就说我们俩是同学关系,以后有什么事,我会通知你,请放心吧!”谈不上五分钟,我就匆匆离开了训导营。

    这天晚上,我在俱乐部见到了保安处政治部上校秘书陈之良,我托他帮助营救陶某,陈听后说:“你的同学怎么会关押到那个地方?一转进训导营就难办了,等我查一查再说。”第二天晚上,陈对我说训导营确有姚民锋这个人,不过他是个共产党,到处活动,虽然证据不足,但怀疑很大。他还说,关在训导营的人没有法律保护,不要经过诉讼审判,也不发判决书,不对外宣布罪状,一切由政治部单独处理。我问:“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获释?”陈说:“只须本人亲自写出悔过自新书,并有可靠人士出了担保即可获释。”我说:“我能不能把他保释出来?“他沉默了一会说:“这要请示邝主任”。

    又过了两三天,陈对我说:“主任同意由你写张保证书,把姚民锋保释出来。”于是我当即写了张保状,由陈转呈给政治部主任邝积典。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陈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姚已被释放,并委以上尉科员,在政治部工作。我听后很高兴,立即赶到政治部去见姚,他一见到我就连连向我道谢。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分别了。又过了一个星期,陈忽然对我说:“你的同学姚民锋跑了,你要把他找回来。”我说:“老陈,我只保他不是共产党,没有搞地下活动,我可没有保他当上尉科员呀,他嫌官儿太小,不干跑了,我去哪儿找呀”至此,此事就不了了之。

    ——摘自《三明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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